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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动荡的繁荣与佛教的渐盛 | |
| 第二章 动荡的繁荣与佛教的渐盛（三国——北朝） 魏文帝曾丕即位以后，派兵消灭了河西的割据势力，委派尹奉为敦煌太守，继续推行西汉以来的屯田戍守政策。仓慈任敦煌太守时，"抑挫权右，抚恤贫羸"，限制豪强兼井上地；反对歧视境内的少数民族，鼓励胡汉通婚；减免刑罚徭役，鼓励百姓开荒垦田；保护来往商人，使敦煌成为胡汉交往的商业城市。其后任太守的皇甫隆教民制作和使用耧犁，并推广"衍溉"法，既节省水源和劳力，又使产量大增。经过曹魏时期几任太守的努力，敦煌发展成为丝绸之路上一处重要的商业城市和粮食基地。敦煌的这种繁荣景象一直保持到西晋。依据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出土的粟特文书信，西晋时居住在敦煌的以经商为业的粟特人即有百家之多，反映出当时敦煌商业的繁盛。这一时期，敦煌的中原文化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曹魏时，敦煌人周生烈以名儒身份参与了当时官府组织的注释经传工作。西晋时敦煌出现了索靖、索袭、宋纤、氾腾等一批名儒。他们或著书立说，或隐居讲学，各逞其能。二十世纪初，在敦煌附近的一处遗址中还发现了晋代早期天师道的符箓，表明至迟在晋代，道教已开始在敦煌流行。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佛爷庙发掘了魏晋时期的翟宗盈墓，发现在墓门楼上有浮雕门阙和彩饰的壁画，其内容、形式、风格、技法与内地汉墓出土的壁画一脉相承，表明中原艺术在这一时期也已传到敦煌。与中原文化在敦煌扎根成长的同时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敦煌。据《高僧传》记载约公元244年前后，外国僧人竺高座在敦煌收世居敦煌的月氏人竺法护为徒。晋武帝时，竺法护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学会了三十六国语言和文字，携大量胡本佛经东归。以后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传教译经，成为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译经大师。法护的弟子竺法乘先随师至长安，后又返回敦煌，建立寺院，广收门徒，宣讲佛法，加深了佛教对一般民众的影响。十六国时期，敦煌先后归属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五个政权。十六国初期，中原大乱，唯有前凉占据的河西地区相对太平，故"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其中一些人来到了敦煌，这些流民既为进一步开发敦煌补充了劳动力，又带来了中原的技术和文化。敦煌是前凉的西部重镇，担负着制御西域和沟通中西交通的重任。出于经营西域的需要，前凉统治者张骏把敦煌、晋昌、高昌等三郡，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等三营合并为沙州，任命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治所设在敦煌。敦煌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杨宣在任期间，组织兴修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有利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前秦建元十二年（376），前秦灭前凉，仍以敦煌为经营西域的基地。建元十八年，苻坚派吕先进军龟兹。建元二十一年徙江汉、中原百姓一万七千余户以充实敦煌。同年，前秦瓦解，吕光率军返回河西，建立了后凉。麟嘉七年（395），后凉内乱，"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干户"。其时敦煌的人口已达两万户以上。隆安四年（400），李暠在敦煌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史称西凉。西凉政权在敦煌健全县乡里各级行政机构，实行严密的编户制度，派军攻克玉门以西诸城，驻军玉门关和阳关，重新控制了西域。其时北凉、南凉在河西东部不断争战，敦煌在西凉统治下未发生大的战乱，五谷丰登，百姓乐业，成为国内名邦大郡。建初元年（405），李暠迁都酒泉，将前秦时迁来的和后凉内乱时逃来的民户全都挟往酒泉。永建二年（421），北凉灭西凉，进攻敦煌时以水灌城，城克后又"屠其城"。永和七年（439），北魏灭北凉。北凉沙州刺史沮渠无讳率残部在敦煌、酒泉一带继续抗击魏军。直至太平真君三年（442），因寡不敌众，又乏军粮，才率万余家放弃敦煌逃往西域。这些动乱都使敦煌蒙受重大损失，渐趋衰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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