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复《敦煌掇琐》的出版，标志着第一阶段第二时期的开始。《敦煌掇琐》虽亦为敦煌文献资料集， 但其中的资料均系作者直接从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献中选录。继刘复之后，胡适、向达、王 重民、于道泉、姜亮夫、王庆菽等陆续赴巴黎、伦敦调查、抄录、拍照、研究敦煌文献。这一时期我国学者 已能接触巴黎所藏敦煌文献的大部分和伦敦所藏敦煌文献的一部分，与前一时期相比，资料来源发生 了根本变化。他们介绍、公布或带回的敦煌文献录文、照片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其中与历史有关者亦 明显增多。

　　同时，我国学者加强了对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其中许国霖《敦煌石室 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1937年）辑录了不少有关历史的资料。而罗振玉又推出了《贞松堂藏西陲秘籍 丛残》（1939年），影印出版了自家搜集、收藏的敦煌文献，其中亦包括一些与历史有关的文书（有些已 公布过录校本）。

　　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本2分，193O年）和《敦煌石室写经 题记汇编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本1分，1939年），不仅具体介绍了北图所藏敦煌文献的史料 价值，还从学术发展安的高度对敦煌文献之类的新材料与学术新潮的关系进行了精辟论说，并呼吁国 人利用敦煌文献以研究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陈氏的这两篇序文特别是前一篇影响深远，指引 数代学人加入到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的行列中。在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问题方面，陈氏也率身垂 范。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1943年）中，曾利用敦煌写本常何墓碑探讨李世民在 玄武门事变中取胜的原因，以实例向学术界展示新史料可“补释旧史所不能解之一端”；《吐蕃彝泰赞 普名号年代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本1分，1930年）亦曾利用敦煌写本吐蕃诏书以印证诈者的 结论；《秦妇吟校笺一卷》，则以诗证史，每有所得。

　　关于归义军和金山国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在这一时期又有进展。

　　孙楷第《〈敦煌写本张义潮变文〉跋》（《图书季刊》3卷3期，1936年）、《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 刊》7本3分，1937年）初步探索了归义军政权周边的 吐浑、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情况，将归义军政治史的研究范围扩大 到了西北各民族变迁史的广阔领域，并开创了以文学体裁的文书研究历史问题的先例。向达《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辽海引年集》1907年），对沙州陷落和收复的时间及张淮深死因等问题进 行了讨论，其结论对国内学术界影响很大；该文还首次利用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探讨归义军史的有 关问题，扩大了归义军史的史源。王重民《金 山国坠事零拾》（《北平图书馆馆刊》9卷6期，1935年），依据作者在巴黎搜集的敦煌文书，对金山国史 事进行了考证。使“千载坠史”，“有年可稽，有事足纪”，填补了张氏归义军和曹氏归义军之间的一段历 史空白。唐长孺《白衣天子试释》（《燕京学报》35期，1948年），认为张承奉“白 衣天子”名号是受到弥勒教的影响。 此外，向达《玉门关阳关杂考》（《真理杂志》1卷4期1944年）和《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 寿昌县边境》（《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新5卷4期，1944年），开辟了利用敦煌文书结合传世文献和实 地踏勘研究敦煌历史地理的新途径。董作宾《敦煌纪年——敦煌石室写经题记年表》（《说文月刊》3卷 10期，1943年），开始尝试利用敦煌写经题记考察敦煌世族。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1947年）则利 用莫高窟供养人题名和历史文献，对敦煌的索、氾、令狐、安、李、张、曹、阴等大姓做了探索。

　　对历史典籍的介绍和研究仍是这一时期我国学者致力的一个重要方面。